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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資料 短信 推薦 編輯 [分享]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焦波拍出了最真实的中国乡村。 中国十四亿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所以乡村里的中国是更接近真实的中国。著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焦波及其团队对山东沂源县杓峪村进行373天的拍摄，把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浓缩成94分钟的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一个转型中的中国最普通的乡村生活。 这就是最真实的乡村纪录片：充满着鸡零狗碎和甘苦辛酸。这就是最真实的农民：对土地爱恨交织，对梦想孜孜追求，对生活热情面对。这部纪录片既颠覆了人们对农村和农民的认知和想象，又让人们由衷佩服他们的坚韧和信念。     在焦波用镜头定格的乡村世界中，面对城市发展带给乡村的巨大冲击，既有力求为古老的乡村输入新鲜血液的叛逆者，也有急切地逃离乡村与土地斩断关系的人，更有执着地留守在土地之上的人。将镜头对准这些人物和乡村世界，既体现出他对乡村衰落的担忧，也展示出他对乡村出路可能性的思考。 杜深忠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 村庄里的人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辗转于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 你说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吗？不是。焦波说，这就是我想表现的农民的形象。不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他有文化追求，有理想追求。这就是农民发展的方向。 第一次见到杜深忠，阳光跨过破损的木头门槛挤进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长的亮光。焦波看到杜深忠蹲在阴影里，左手拿着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着毛笔，在被光铺洒的空地上蘸着水练书法。他们交流了起来，“焦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传统的艺术叙事之中，农民被强加上落后、愚昧、麻木的符号或者标签，而眼前的农民，“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这次见面后，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国家电影局派给他的题目《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2月4日，农历立春时，摄制组租下村里的一个小院，拍摄正式开始。 纪录片中，“心思不在苹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园”“是咱村里的一个才人。就是苹果比别人管得少点。”杜深忠与妻子张兆珍的争论贯穿始终，两人也被观众冠以“中国最会吵架的夫妻”的称号。焦波回忆，当问及张兆珍这辈子过得怎么样，她说：“可别提了，我们俩这辈子就是一部战争片”。 夫妻俩罕见的和谐时刻发生在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影片结尾，杜深忠弹奏琵琶，张兆珍唱歌，在不协调的曲调里勉强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调》。曲终人散，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继续拨弦。 “下来，快下来！”直到听到村民的起哄声，杜深忠才如梦初醒，提着小马扎，尴尬地离开。焦波告诉记者，结尾处他有这样的思考，这个舞台是杜深忠的舞台同时也是中国农民的舞台，杜深忠下去了，后续又会发生什么，他进行了留白。 杜深忠作为站在土地上的反叛者的代表，他们对土地有着复杂的情结。他是有思想的农民，行走在田垄上，思考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焦波同样在纪录片中展现了属于青年农民的困惑与出路问题。 “出山”字面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出山记》的片名折射出宏大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焦波赋予了“出山”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深远的寓意。 “一个悬崖上的村民组叫泉里，为见证修路的过程，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终于见证了公路修到了这个村。”2016年为拍摄《出山记》，焦波率团队住进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这里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 《出山记》展现了申学王一家在经过争吵、犹豫、担忧、焦虑之后搬到县城的兴奋和憧憬。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叙事，尽管艰难，但农民毕竟受益并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国家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赋予了这种选择以充分的合理性。 影片中，村民旧房的昏暗以及生活的贫瘠，与城市新居的敞亮及其外部环境的工业区、学校、体育馆等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形成鲜明的反差，每个人都对搬迁之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当然，未来任重而道远，走出大山远远不是这一进程的终点。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年，焦波团队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挑人物时，焦波希望有一个年轻人，青春、阳光、上进，有开始新生活的感觉，最终在《出山记》素材里发现了覃猛。“抽签领房，他开心地说：‘如我所愿。’我眼前一亮。这个情节成了《进城记》第一幕。”焦波说。 在《进城记》里，青年覃猛在夜里骑着电动车，张开双臂唱歌。“我不后悔出生在这种家庭，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以后的命运。我就是不甘平凡，我告诉自己，覃猛，你要么是神话，要么是个笑话。” 《进城记》拍完后，覃猛跟着焦波学习专业的航拍摄影，随团队拍摄了云南老窝村，从搬迁者变成了记录者。在本次采访中，记者第一次见到覃猛，当时他在剪辑片子。 进城很难，挪窝不易。在《老窝》里，中学生邓志华想退学打工，说：“老天爷怎么会安排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 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窝山上的傈僳族村庄老窝村是个“直过民族”村落，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村民集体搬迁到老窝新村。 与此同时，焦波团队另一支几人小队，正在贵州一个侗族大歌传承地，拍摄村里如何传承大歌，如何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淘宝村”是指中国特有的网商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且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焦波还拍摄了山东菏泽的“淘宝村”——丁楼村，记录下昔日的贫困村农民如何在互联网浪潮中乘风破浪。 他记录了江苏宿迁大众村的华丽转身。过去大众村村民几乎都在做废旧塑料加工储运的生意，污染严重。后来，这里走上了发展电子商务的道路。 “我既是战果的享受者，又是战士。扛着行李出了山，又扛着机器进了山。”焦波说，作为一名纪录片人，这时候如果不把镜头对准乡村，就是一种失职。 他认为，史书上不应该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的史书理应为农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扶贫减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在焦波的镜头中，中国农民正经历着从“物质求生”到“精神入城”的意识转变。 焦波的镜头记录了几代农民的出路，他们或许是站在土地上的乡村反叛者，或许是逃离土地的新农民。 “焦波是农民中最优秀、最睿智的人，他的纪录片以及纪录片外所积累的素材，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记录了最真实的生活，是要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去深刻挖掘和研究的”，文化学者杨浪曾对焦波作过这样一番评价。 在这十几部乡村纪录片中，焦波用镜头见证了中国农民的思想变迁，他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变化，农民在土地上收获粮食，焦波用镜头在土地上收获故事。在这一系列的纪录片中，透过一个个小山村，观众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变化的影子。 焦波拍摄农民，关注小人物的悲欢，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循。 焦波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却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他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从记者时代就喜欢跑农村，拍纪录片一直在乡村。不知何时起，焦波有了“农夫导演”的称号。一方面，他的镜头始终对着乡土中国，对着农民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农村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家种了几年地，至今还保留着农民的习性。爱人称呼焦波为“城市农民”。 1988年，焦波在《淄博日报》做记者时，他与同事骑着自行车开始了淄博边缘考察活动。在一个名为上雀峪的村庄，焦波找到了他拍摄图片故事的缪斯。 上雀峪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山村。采访中，他回忆起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患有高血压，但仍需每天提着壶跑十几里路去取水。村里的老支书带着村民找了30多年水，直到临终前他都心中有愧。老百姓多年来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边。 《水！水！上雀峪在呼唤》的报道刊发后，在各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焦波又去拍村民们大口喝水，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他跟着老支书的家人去给他上坟。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他流着泪拍下了家人用泉水告慰老支书的照片，定名为《水！水！醉了上雀峪》。 后来，村里的水被确认为优质矿泉水，建起了水厂，焦波又采写了《水！水！富了上雀峪》的新闻报道。他犹记得，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跟他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焦波当时笑着说：“她80多岁，我30多岁，谁养活谁啊？可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说起这个，我就想掉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焦波调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时，为了完成一组讲述基层百姓故事的策划，他开始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并立志拍100组老百姓的故事。后来，无论是胡同里的旗袍手艺人，还是北京最后一代掏粪工人，他的镜头记录着越来越多关乎老百姓的故事。 有了更高的舞台，焦波的创作视野却依旧向下沉淀。在他看来，自己的父母同样是生动的百姓故事的缩影，这一时期他拍摄了大量《俺爹俺娘》中收录的照片。“最初就是很狭小的念头，多拍照，用照相机把一天天老去的爹娘留住，没想过得奖，没想过出名，没想到这组片子最后成就了我。”焦波说。 白岩松说，中国纪录片不少，但像焦波这种平视的角度很少见，能让被拍摄者忽略镜头展现真实生活常态，这是本事。城里来的、专业的导演摄像们很难融入这些“下里巴人”、很难被农民从内心接纳。而焦波不同，他本身就是个农民，是个有理想、有文化、有情感的农民，从《俺爹俺娘》开始，他的作品就与乡村、乡亲完全融入，从未脱离。 焦波用了30年拍《俺爹俺娘》，10年拍地震孤儿。爹娘已经离开了，但是爹娘的“爹娘”——中国乡村，会永远存在。他说：“也许有一天我倒在土地上，我才会停止我的创作。” 汶川地震后，焦波收了6个徒弟。“现在我把他们基本上都培养成人了，有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的还在跟我拍纪录片。” 焦波一直相信艺术熏陶比讲道理更容易帮他们完成心理建设，他把相机挂到孩子们的脖子上，那一瞬间，他发现孩子们放下了戒备。此后，焦波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温柔和真诚。他教他们摄影，想让他们尽快走出阴影，洞开他们的世界。 10年间，焦波每年都给六个孩子拍一张照片。第一年从废墟跑过来，第二年废墟变成了新房……片名《川流不息》中的“川”字，既指四川，也包括汶川、北川。按照汉字的象形释义，川有水流、河流之意，代表了大爱的蓬勃汇聚和生生不息。 焦波回北京的时候很少，几乎都在乡村，家人都习惯了。他有时候把团队一分为二，同时拍两个村，每一部片子，他都会扎根到当地一年甚至更多时间。“在我眼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那么可爱，老人就像我的父母，中年人就像兄弟姐妹，年轻人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时，焦波把自己租住的房屋挂上168号（村里共167户），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出山记》《进城记》拍了整整四年。焦波动情地说，“人这一生有多少个四年呢？假设有一天我走了，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拍纪录片的地方”。 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完成的题目。因为相互信任，最后成就了作品。 “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缪尔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焦波则把它落到了实处。 “乡村是我们情感起步的地方，我们的根脉在乡村。记录乡村的变化就像记录父母的生命历程。”焦波不停地回到家乡，希望家乡变得更好。 影像、大集、乡土、丰收、宁静、安详……一个个关键词留在了2021年10月27日的天津湾。“影像大集去哪赶，中国淄博天津湾”，乡亲们喊出的一句话回荡在天津湾四周的大山里。 “秋已至，叶已黄，此时正值回故乡。”为了这场“影像大集”，焦波整整准备了13年。2008年，焦波回到天津湾，花两百万元承包了千亩荒山，种粮、种花、种果树，他想把这片荒山绿化起来，当作一个从这片土地逃离的游子给故乡的回馈。 2021年春节过后，焦波回村修路、打井、整理村庄，毅然决然筹备他的“大集”。“农民在土地里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故事。”影像基础有了，群众基础有了，他觉得办这场大集的时机到了。 焦波在家乡发布自己拍了30多年的纪录电影《俺爹俺娘》，他想将自己的家乡打造成电影小镇。“让乡里乡亲为我的电影剪彩，这是一个游子报答家乡的方式。”他笑言。 当时，中心街拉起了409米长的红绸子。为何这么精确？因为，“4”通“是”，在当地是个吉利的数字。“9”是长久的意思。两个数字连在一起，就是铁定长久。焦波没想到，现场会有上千人参与到剪彩中，一边挥舞红绸子，一边欢呼。 时光拉回到1998年。焦波深情地回忆着：“那一年，我父亲84岁，母亲86岁，我已经拍了24年父母。我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做个影展，主题就叫‘俺爹俺娘’，要挂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里面。” “父亲说爬也要爬到北京去，给我剪完彩，这一生就完成了。俺娘是打着吊瓶到北京的，我从火车上背着俺娘下来。第二天，俺爹俺娘用从家里带来的剪刀给我剪彩。”当时，在布展的焦波望着满屋子照片嚎啕大哭。这一下子可能剪痛了全国儿女的心，焦波觉得自己表现的不是俺爹俺娘，是每个人的爹娘。 从1998年至2022年，又一个24年过去了，如今的焦波已经彻底摆脱了摄影界曾有“焦波一辈子吃‘爹娘’这碗饭”的非议。 两个24年，两次剪彩，焦波实现了从拍摄爹娘，到拍摄爹娘的“爹娘”的转变。 在“影像大集”将近900张照片里，有二三百张是焦波拍摄的，其余的还有全国各地摄影家的作品。这些照片出自乡村，又回到了乡村。 在这里，时间的进度条可以被拉回到任何一张照片所处的时代。影像大集整整有两条街，墙上光影斑驳，照片从黑白到彩色，跨越30年时光。 从手推车到了小轿车，赶集买菜变成从超市团购，以前电话都没有，现在老人都玩起了智能手机……农民和农村一点一滴的变化都定格在照片中，成为历史的昨日重现。 “我想给农村写史，给农民立传。”毫无疑问，焦波的摄像机还会一直拍下去。他深刻地理解着以自己爹娘为代表的农民，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土地，寻找一个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答案。他认为，当我们读懂了乡村，可能就会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和这片热土上不断去奋斗拼搏的人们。 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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